考释近200个疑难字的复旦大学古文字学家刘钊：
古文字的含义在百度百科里显得特别无趣：在中国特指秦以前留传下来的篆文体系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还有蝌蚪文。复旦大学古文字学家刘钊摆摆手否认了“无趣”一说，“其实每一个古文字都是一幅画、一个故事，是别有深意且充满趣味性的。”这是一个真心喜欢古文字、消遣时读的都是古籍的人才会由衷发出的感慨。
考释古文字需要静得下心
刘钊很忙，与他约采访时间约了几个月之久，毕竟他除了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还身兼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主编等，这便意味着他不时需要出差各地进行学术交流。
几个月之后的某天晚上，记者终于在刘钊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办公室位于复旦大学光华楼内，晚上7点半，走廊里一片静悄悄，敲开办公室的门，刘钊正端坐在书桌一隅，与其说坐在书桌旁，不如形容为“埋在”书堆中更为妥当。刘钊的办公室不大，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文字研究参考书——不仅墙壁两旁竖立着的大书柜里塞满了书籍，连地上、书桌上、沙发上都满满当当堆着参考书。
刘钊环顾下四周，一边将书桌上两摞书堆成一堆为记者腾出一小块可来用来写字的空间，一边颇为歉意道：“地方太拥挤了，实在不好意思。我的书太多了，都不够放。不过办公室因为要接待人，还是会不定时整理，不像家里的书籍堆得几乎没有路可供人行走了。”刘钊上下挥着手比划着，“尤其是书房和卧室，但凡能放书的地方，比如床，我都放满了书。”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书？刘钊笑着开玩笑道：“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买书、看书、写书，与作家不同的是，我买的、看的、写的都是有关古文字研究的书籍。”
刘钊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一直是冷门的、边缘化的领域，因此更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我一直和我的学生说，做这行一定要有一颗热爱古文字研究的心，有爱心才能坚持。”在如今社会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古文字研究者却得转身向后看，在古时的文化、历史、艺术等领域中寻求突破。
“研究古文字是不存在最长一次花费多长时间这样一个概念的，因为至今，依然有许多未解之谜等着我们探索、考证、诠释。”刘钊告诉记者，“通常是先有了某项考古发现，然后出土了一些文物，在这些文物上会刻写有一些古文字。当这些古文字辗转来到我们手中时，我们会根据出土文物所存在的时代、工艺、伴出物以及古文字的笔画等确定它们相当于后世的什么字，通过字形考证确定其读音，再通过语法地位确定其词义，最后读懂这个字的意思，并诠释它。”
然而说来容易，可是刘钊不得不坦言：“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到如今，依然有许多疑难字词无法破解，这不仅仅是因为考证太难，也因为每个时期的字体差异太大。即便有些古文字被学者考释出来，也会因学者间的理解不同而存在争议，得不到学界认可。因此大量阅读理解古代书籍、古文字研究等参考书必不可少。”
这项在外人眼中冗长、繁琐、枯燥的工作在刘钊的叙述中却被形容为“每一个被考释出来的古文字都是我十月怀胎‘产’下的孩子，怎么会不爱它们呢？”刘钊指着一个甲骨文耐心解释道，“你看，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幅画，每一幅画里都在无声地述说着一个故事，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源泉。”
感恩裘锡圭先生的爱护
时至今日，刘钊在多年致力于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古文字研究与考释的过程中，共考释出古文字中的疑难字近200个，别小瞧了这个数字，这些字的考释不仅难度极大，有些字还是困扰学术界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同时，他还创立并深化了“古文字构形学”理论，第一次全面研究了诸如“饰笔”、“变形音化”、“讹混”、“形近形体的区别形式”等许多古文字构成演变现象，最先将考古学中的“谱系”概念用于古文字构形的分析，提出了考释分析文字要具备“古文字发展演变的动态眼光”等主张，引发了近年古文字构形研究的热潮。
然而在诸多成就中，刘钊却只聊了自己曾撰写过的一篇论文。那是1990年，他刚从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后不久，因发表了一篇名为《释甲骨文中的“藉”、“羲”、“檀”、“敖”、“诛”诸字》的论文而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问他是因为得奖才记忆深刻吗？刘钊摇摇头；是因为考释出的这5个难度很高的甲骨文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刘钊又摇摇头。最后，他揭开了谜底：“是因为这篇文章得到了裘锡圭先生的赞许。”
说起刘钊与这位组建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被誉为“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向前推进了一步”的裘锡圭先生之间的渊源却是从一封封信件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初，刘钊还是吉林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而彼时裘锡圭先生则已是业界赫赫有名的学者。刘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依照裘锡圭单位地址给他写了第一封信，信里皆是在古文字学习研究中产生的困惑。
几天之后，裘锡圭真的给刘钊回复了一封详细的解答信件。从此，两人开始了不定期的信件交流。“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曾几次拜托老先生复印一些参考资料寄给我，老先生竟也一一给我寄来了。”
裘锡圭对年轻学者的爱护让刘钊一直心存感恩。很多年后，当刘钊也站在讲台上为人师表时，他总记得裘老师对自己无声的教导。“我的学生都挺喜欢我的。”刘钊一脸自豪，“如何能让他们将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极致是我的教学追求。”
为了追求学术至今仍租房住
事实上，除了裘锡圭，还有一个人对刘钊的影响不容小觑——刘钊的父亲。1959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的刘钊生长在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一名电力工程师。“我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宽松，唯一一点要求就是希望我多读书。”受父亲的影响，刘钊小时候最大的兴趣便是阅读。在那个书籍紧缺的年代，刘钊甚至宁愿省下口粮、饿着肚子换书看。
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刘钊一度想要从文，因此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全然是误打误撞。1977年，刘钊的姐姐在刘钊高考前看了一眼吉林大学的各门专业，指着历史系考古专业说道：“这专业不错，又冷门又好玩。”这一指便从此定下了刘钊的一生。“上大学前，我对考古专业一点概念都没有，更别提古文字研究了。”这种情况直到大二那年，刘钊第一次在古文字研究的课上接触了这些如画般的文字。“我还记得我们为了能背出这些古文字，每个人都拿一张白纸挖个洞，罩在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背。”有意思的是，刘钊却在这过程中慢慢体会出了古文字研究的乐趣，“原来只要理解了古文字背后的含义、发展过程、理念等，根本不用背，它们就会自己形象化地出现在脑海中，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四年后，刘钊开始了专修古文字研究的学习道路，并在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老师。2000年，刘钊转入厦门大学，并于2004年起担任历史系主任一职。可任谁也料想不到，仅三年后，刘钊就放弃了厦门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放弃了厦大历史系主任和即将获得的厦门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等荣誉和职务，作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调入复旦大学。
说起来，这一切源于一通电话。
2006年的一个晚上，刘钊正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了由裘锡圭委托其学生打给刘钊的电话，裘锡圭的学生告诉刘钊：“裘先生已经在复旦大学组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你有没有兴趣与裘先生一起‘并肩作战’。”刘钊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了。他说他当时心里只有感动，“裘先生一直是我的标杆，他如此看重我，我怎会犹豫。”之后，刘钊低价卖掉了自己在厦门的房子和车子，带着满腔热血于一年后入职复旦。“当时，中心人员少、经费不多，面临着发展问题。”而刘钊不仅要继续自己的研究，更担任中心主任全面承担中心的发展工作及各项行政事务。
这些工作以及之后的各项头衔都或多或少的分割着刘钊每天宝贵的时间，虽然在刘钊心中，研究古文字才是他真正所爱，但他从不后悔当年自己义不容辞的选择。“坦白说，生活上确实大不如前，到现在我都没能在上海买上房，只能一直租房住。但是看着中心从无到有，并渐渐发展成为在国内领先的、在国际有重大影响力的重要基地，那种满足感确实不是生活优渥所能比拟的。”
“我很满足。”采访的最后，刘钊这般总结道。刘钊微笑着送记者到门口，又转身回到自己的书桌前。每天从早8点至晚11点是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年无休。他戴着眼镜、弓着身子，将自己埋进了这一堆堆的书籍中。
（原载于《广州日报》2016年3月28日，作者李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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